我们的先人有“述而不作”的古训，近代也大有饱读典籍而少著述的学者，只《家园》所刊文中就谈到好几位。“述而不作”在文革中曾受到严厉的批判，其实那是没有理解古人的话。著述少如今也被某些人认为是水平低的证明，所以有些人就千方百计地出书，并以此炫耀于人。自己在近些年来多少读了一些书后，细味“述而不作”和少著述，始知其中原来大有深意在焉。因为有许多学问和道理，前人已弄清并讲明，后人只要读到并且读懂就行了。所谓研究，应是努力解决前人尚未解决的问题，才算成果，当然也就只有在前人学问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现，有新的创见，才好著书撰文。但那谈何容易，没有一定的功力，未吃许多苦，是不会有创见的。
目下文人好著书立说，出书已成风气，所以著述也就越来越多。可惜不少著作和文章所论的问题，其实是前人早已讲明白了的问题。说这些作者拾人牙慧，或据前人之功为己有，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作贼，似有失敦厚之旨，因为这显然为文人之大耻辱。以其所见与前人之说不谋而合，“英雄所见略同”，亦难免不读书和无知之讥。总之，这样的事教人真不知该怎么说好，可惜这样的事在如今却是屡见不鲜。
前曾读一本北京某出版社出版的关于王通的专著，大论王通其人之有无，大论《中说》为王通所著而非后人伪作，所讲都有道理。据说还有人撰评论文章发表在北京一家大杂志，对此书大加褒扬，称其如何有水平，于学术如何有贡献，作者也因此书而得以晋升高级职称。但受到褒扬的上述观点，其实是宋人叶大庆《考古质疑》早就讲过了的。只不过叶氏所讲简洁明了，该书冗长口罗嗦罢了。
还有一人撰写了一本研究《西游记》的专著，虽洋洋数十万言，但说来说去不过是说《西游记》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作者不是罗贯中，而为道士，全书是讲解和传授道家经典的，是一本证道之书，因而完全以金丹大道来解读《西游记》。这些观点，其实也是“古已有之”，是清人汪澹漪、陈士斌、刘一明等人早已讲过而被学界否定了的旧说。没想到作为新发现重炒出来后，其书竟然能在北京一家大出版社出版，作者也因此而得以破格晋升为教授，据说该省教委为了宣传和推出这位学者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大型会议。若不是会上有老先生讲出事实真相，还将闹出召开“国际研讨会”的笑话。
以上是著作，至于论文，则更是多得数不胜数了。突出者如对于古诗十九首中“秋草萋已绿”的解释。现代许多学者包括一些名家，都曾撰文研究，并且各有所见。大家都认为关键是一“萋”字，所发之论其实不外两种，即释“萋”为“茂盛”或通“凄”，有的认为是说秋草茂且绿，有的认为是“绿已萋”的倒置，是说秋草绿意已凄。两种解释完全相反，实则均不得要领。殊不知明清之际的大学者傅山早就讲明白了，他的着眼点是“已”字：“此‘已’字非从‘绿’字起，却是从‘萋’字来，谓凄然罢其绿矣。”拈出傅山此语，不能不令撰文论该句的许多学者汗颜。
谈到傅山，那就还举有关傅山的论文为例。考证傅山生年的论文很多，其实傅山在《与曹秋岳书》中自云“以七十四岁老病将死之人，谬充博学之荐”，《明纪编年叙》谈到李自成军入晋时又有“余年三十九”之语，均已明确道出自己生于何年，何须后人不厌其烦地去考证。至于有人因不读诗而不懂傅山诗题《右玄贻（生日）用韵》之意，把陈右玄生日当做傅山生日，并以此来考证傅山生年，还以为有了新发现，则与有人读书甚少而不解“舍弟”、“女弟”之义一样，为学界笑话了。有位唐代文学研究者，看到初唐诗人王勃给别人的信中称王勋为“舍弟”，不知“舍弟”指自家弟弟，于是就据之撰文说，王勋是王勃的弟弟，而该信作者称为“舍弟”，可见该信不是王勃所写。又有一位唐代文学研究者，不知“女弟”即妹妹，同“女公子”一样，是对女性的一种称法，而引此以证女性也可称弟，由此证明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“弟走从军阿姨死”是说歌妓之妹从军，从而得出了唐代已有女性从军的重要发现。
此类例子很多，无需再举了。那些文字让后人看了，是会笑话我们这个时代的。
我们如今的文人，尤其是有发表欲的作者，如果能认真多读点书，该有多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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